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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过度投入与低效产出之间的怪圈，需政府、行业与企业携手施策，综合治理“内卷式”竞争。
“我们行业应该是最卷的，价格战一直在打。”李波是一名汽车经销商，在深圳经营一家传统品牌汽车4S店。自2023年开始，一场激烈的价格战开始席卷汽车行业，硝烟一直延续至今。李波见证了整个行业的疯狂，“现在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车卖出去”。
零息购车、限时优惠、保险补贴……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至今，已有30多家车企启动新一轮降价。千千万万像李波一样的从业者，在这场价格绞杀中艰难求生。在李波看来，价格战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再难合上，汽车市场已经“回不去了”。
李波的经历，也是当下许多行业的缩影。“内卷”如同一头蛰伏在时代客厅中的大象，挪动着庞大而笨重的身躯，先是从个别领域、某些群体，进而渗透到各个行业、蔓延至几乎所有角落。
去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同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定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从“防止”到“综合整治”，人们已意识到，若放任“内卷式”竞争进行下去，扼杀的是整个社会的创新动力和向上的活力，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已刻不容缓。
证券时报记者通过与基层政府管理者，一线招商人员，汽车、银行等各行各业从业者交流，试图梳理和反思“内卷”的表征、危害与成因。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共同思考，怎样才能更有效地阻断“内卷式”竞争的怪圈？
恶性竞争：失衡的供需关系与无序的价格厮杀
一辆定价50万元的车，卖到40万元以下，这对于李波而言已是常态。
“比如一辆车定价是50万元，我们批发价是46万元，本来赚4万元。现在卖车利润都不要了，就按批发价卖，这还卖不动，只能把厂家的卖车返利折成顾客的购车优惠，比如降到42万元。还卖不动怎么办？贷款利润也贴进去，把银行返点贴一些进车价，卖到40万元以下。”李波说，为了卖车，他想尽了一切办法。
据了解，李波所在的门店主要靠新车销售、售后服务、车企返点、金融保险返点等途径赚钱。目前新车销售亏损最多，售后服务是“利润奶牛”。但是按李波的说法，“没有新车，何来售后”，即使面临进销价倒挂，也要硬着头皮卖。
“中国企业‘内卷式’竞争主要就是卷价格。”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毛振华表示。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价格是企业开展竞争的一种手段。然而，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专题报告指出，在“内卷式”竞争中，部分行业企业生存和发展策略，普遍依赖的是“低价”“杀价”，甚至采用“无法获得正常市场平均利润率”“难以积累创新研发能力”式的低价竞争策略。企业竞相压价，行业利润变得越来越微薄，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影响了再生产与研发投入，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
在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看来，“内卷式”竞争有两大核心特点：一是同质化竞争；二是低效低水平竞争。前者体现为价格战，后者体现为利润率持续下降。“这种竞争无法改善消费者福利，也不能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更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罗志恒表示。
一方面，无序的价格战，核心推动因素是供需关系的失衡。“从需求端看，近年来内需不足，终端消费走弱问题突出。从供给端来看，长期在供给端发力形成了大量的产能，导致供给过剩。”毛振华说，长期供过于求，推动了企业“内卷”。
李波表示，以前汽车行业是卖方市场，经销商按厂家的定价去卖就能赚钱。如今，随着市场增量空间缩小，加之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各大车企为了争夺市场份额，都将价格战视为竞争手段，并逐渐演变为不计成本、不讲利润的无序恶性竞争。
激烈的价格战导致行业的利润率大幅下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数据显示，2024年，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4.3%，明显低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的平均水平。事实上，汽车行业只是一个缩影。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43万亿元，比上年下降3.3%；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39%，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在高歌猛进的时代，企业只要扩大产能就不愁销路。但当市场进入到规模微增甚至存量博弈的阶段配资杠杆炒股，盲目生产带来的是积压的产品、待去的库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6.44万亿元，增长了3.3%。
同时，这样的状况又将让市场份额的争夺战变得更加激烈，进一步加剧同质化竞争。景思韧是一家股份制银行的支行行长。据他观察，以前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农商行各有特色，呈现差异化竞争的态势，但近年来，各类银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为争抢客户资源，政策性银行如今直接下场与商业银行抢业务，但这类银行基于资金优势，参与市场竞争会把价格压低。”景思韧表示，由此开启了价格战，最终整个行业“内卷”。
“在存量客户时代，银行要想做大规模，只能从同行里‘撬’。” 景思韧说，要么“撬”人，比如有两三亿元存款的理财经理，是同行“挖墙脚”的重点对象；要么“撬”客户，但当前市场环境下，符合银行要求的企业客户不多，能抢一点是一点。然而，无论是“撬”人还是“撬”客户，这种竞争行为都是零和甚至负和博弈，对市场的整体增长与发展没有任何益处。
另一方面，企业普遍创新能力不足，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制度存在诸多缺失，也导致企业难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只能重复低价、低质量、低成本的同质化竞争。
以“内卷式”竞争的另一个“重灾区”光伏行业为例，自2024年以来，光伏行业的专利诉讼明显增多。从晶科能源与隆基绿能的“恩怨”，到天合光能与阿特斯的纠纷，光伏企业之间的专利博弈大战持续升温。业内人士分析称，国内光伏行业技术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在技术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往往会在产能上进行竞争，加剧供需失衡。
“如果缺乏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低成本的技术模仿甚至技术剽窃现象严重，那么企业就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表示。通过技术创新、打造品牌等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研发成本与时间积累，但如果企业正当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假冒伪劣、制假售假等行为得不到打击，那么企业就倾向于采取短期有效的价格战来应对市场竞争。
恶性循环：塌缩的边际效用与错位的绩效考核
理解“内卷式”竞争，不妨追溯“内卷”原本的含义。“内卷”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提出，描述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稻作农业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持续投入却无法提升单位产出的现象。以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内卷”是一种投入大产出少、很辛苦又很不经济的发展模式，往往伴随着内部的非理性竞争和互相倾轧的组织内耗。
在宏观经济增速换挡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考核体系与增长逻辑的深刻错位。虽然市场规模大举扩张的趋势放缓，但考核的指挥棒却保持着高速增长时期的标准，甚至以“精细化管理”之名层层加码，名目只增不减，对一些局部工作要求过高，不讲客观规律地“精益求精”，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整体边际效用塌缩。
考核指标的错位，一方面表现为考核指标只增加不减少。在南方某街道办工作的李浩就表示，基层的职责范围越来越广，任务繁多。
“有些要求会相互矛盾。”李浩举例称，此前该区域计划对一个项目进行开发，可每次开会，几个不同部门总是争执不下，导致项目长期搁浅。“条条框框不断增加，组织如同得了‘大公司病’，被束缚得越来越死。”李浩说。
指标一味膨胀，不能科学瘦身，这导致人们将过多精力投入到无效的领域。景思韧说，银行对客户经理或支行的考核是多维度的，指标多达十几种甚至几十种，“即便有些项目不赚钱，也要做，因为虽然利润指标要扣分，但规模指标可加分”。景思韧表示，从银行的角度，应该是希望做中小企业的业务，央国企类业务做规模，中小企业才能贡献利润，“但在当前的考核体系不彻底改变的情况下，中小微企业的业务很难有实质进展”。
另一方面，则体现为考核只重产出不计成本。与不断膨胀的指标相伴随的，还有水涨船高的各项指标要求。为了达到考核要求，大家时常在局部“用力过猛”，最终却带来整体效益的下降。
以基层治理中的安全生产为例，李浩还举了个例子，他所在城市的一条主干道，去年年底连续发生了夜间行人横穿马路导致的事故。为了保证“绝对安全”，相关部门要求几个街道派出人员每天夜里在马路值守劝导。“这本来只是一件小概率事件，但各街道都为此花了大力气。工作人员夜里去马路值守了，白天还如何开展其他工作？”李浩说。
“要讲科学，在局部过度投入，会使资源无法投放在更需要的、能产生更大价值的地方，影响工作全局。”李浩表示，考核不能只看产出，还应考虑效能的高低——即投入产出比，无论是人力投入还是财政投放，都是成本的重要环节，在考核时都应予以综合考虑。
考核指挥棒的错位，让人们面临“越投入越低效”的困局。更重要的是，这会让“内卷式”竞争从局部领域、个别行业，沿着产业链向各个环节传递，进而传导至千行百业。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由于整车厂在激烈的价格战中利润承压，为了减少成本，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与渠道将成本转嫁给上游供应商。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常务院长刘志彪表示，当前一些下游的链主企业强制要求供应商短期迅速降价，实际上是通过压榨上游企业来提升自身竞争力。“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下游巨头长期拖欠上游供应商货款，长达半年甚至一年以上，利用供应商的流动资金支持自身的低成本扩张，这种做法对许多中国供应商企业造成了致命打击。”刘志彪说。
从事ESG咨询行业的陈思告诉记者，她服务的客户中有不少是新能源行业的上市公司。“其中一个之前一直在合作的客户，最近谈新一年的合作时，很坦白地告诉我，公司要求他们必须向供应商压价至少5%。”陈思说，客户对ESG报告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她所需要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大幅增加，可加量的工作却没有带来回报的增加。“别的行业也是如此，这让我们的业绩承压。去年为了降本，公司已经裁员过一轮了。”陈思说。
毛振华表示，在“内卷式”竞争中，企业降价格主要依赖降成本，降成本则源于降薪、裁员、降研发费用。这些方式，从小处说会让企业的创新能力受限、发展后劲减弱，从大处说会让社会有效需求萎缩，加剧供需关系失衡，进而导致“内卷式”竞争的扩大化，陷入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
破“卷”进行时：政府、行业与企业需综合施策
当“内卷式”竞争渗透进社会，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劳动者难以抵抗大环境的压力，只能被动地被裹挟进“内卷式”竞争的洪流里。因此，打破过度投入与低效产出之间的怪圈，需政府、行业与企业携手施策，综合治理“内卷式”竞争。
当前，许多行业中的“内卷式”竞争，与错误的激励机制与干预行为密不可分。以“内卷式”竞争的重灾区砂石行业为例，近年来砂石价格一路下行，已从前几年的80元/吨跌至如今的不足40元/吨，基本无利可图，这背后主要的“推手”，正是各地土地财政下滑，一些砂石资源比较集中的地方，过度出让砂石采矿权来弥补财政不足，造成砂石产能日益过剩。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专题报告指出，各级各地方政府竞相实施的以财政资金补贴为主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产业培育扶持政策，是导致中国多数行业“内卷式”竞争机制产生的核心原因。具体来看，市场进入方面，各类财政补贴降低了企业的市场进入壁垒，诱使各类资本快速进入到政府鼓励发展的领域，刺激了新兴产业领域的同质化竞争格局的形成；市场退出方面，针对长期经营不善和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一些地方为保住短期就业和GDP，依然给予持续性财政资金补贴，干扰了正常的市场出清机制。
招商人员张宁还记得，几年前招商最卷时，他一个月有20天都在外出差。“几个城市抢一家企业是常有的状态，有城市说，土地出让金返还50%，那我们就返还60%，更高时返还80%，零计价也出现过。税收优惠方面，前三年税收地方留存部分，100%返回给企业，一点都不留。”张宁说。
因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必须首先规范政府的行为。罗志恒认为，应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从比拼优惠政策搞“政策洼地”向比拼营商环境创“改革高地”转变。政府作为“有形的手”，在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既能有效发挥作用，同时又不抑制市场的创新活力。“在知识产权保护、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支持基础研究和科研创新以及为民营经济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政府发挥着关键作用。”罗志恒表示。
事实上，相关转变已经发生。今年1月7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出台，再次明确，各地区不得突破国家规定的红线，违规实施财政、税费、价格、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据张宁观察，随着奖补政策取消，以及之前招引的项目未达预期，2024年下半年起，其所在区域的招商工作已主动进行了收缩，“谈项目时，土地出让金返回、税收优惠等政策都不提了”。
行业层面，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包括水泥、光伏、电力、快递等多个行业协会均发出倡议或签署公约，呼吁强化行业自律，倡导企业抵制低价恶性竞争。罗志恒表示，行业协会能通过制定标准与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同时鼓励企业开展差异化竞争，开辟新赛道，进入高水平竞争状态。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多名专家表示，行业龙头企业更应以身作则，积极响应行业自律要求。
对于企业而言，要摆脱同质化竞争的泥淖，核心的举措是以科技创新加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这既需要政府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也需要企业自身端正认识，摆脱对规模扩张的迷恋和对低价竞争的依赖，从科学考核、加强研发、优化服务等方面着手，将更多精力放在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品牌建设上。
近期，美的集团发布关于简化工作方式的通知，明确提出禁止PPT、严禁下班开会、减少手工报表，要求全体员工用节约的时间做对用户有价值的事；名创优品要求员工简化沟通形式，少开会、开短会、开有用的会，严禁事事汇报、层层汇报；喜茶明确提出不做“低价内卷”，不玩“数字游戏”，拒绝无意义的门店规模内卷……新春伊始，已经有多家企业不约而同地在内部打响了“反内卷”的枪声。
好的变化正在发生，期待更多企业行动起来，通过自我变革破“卷”成蝶，带动“反内卷”的清风席卷各行各业，形成崭新的社会气象。
（文中李波、景思韧、陈思、李浩、张宁为化名）
责编：万健祎
校对：刘榕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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